“以人為本”四個字家喻戶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家論述這種思想的文章比較多，而法家的相關(guān)論述似乎很少。其實，法家思想中也有以人為本的內(nèi)容。

　　《管子·霸言》篇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這表明，“王”“霸”“霸王”等概念，在春秋時期就提出來了。戰(zhàn)國時期，“霸王”作為褒義詞使用得很普遍。孔、墨對“霸”基本上是肯定的。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在孔子眼里，“王”與“霸”沒有明顯的對立，但“霸”指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比“王”稍遜一等。其后，“王”與“霸”分化為不同的政治路線。商鞅游說秦孝公，就明確分出帝道、王道與霸道，王道行禮，霸道行法。孟子把“王”與“霸”視為對立的政治路線，認(rèn)為“霸”是對“王”的破壞與否定；“以力假仁者霸”，即行霸道者將講仁義作為招牌和旗幟，實質(zhì)上是用武力說話。在董仲舒以后，“王”與“霸”對立成為儒家的主流觀念。

　　法家則在很大程度上認(rèn)為“王”與“霸”相通，霸王之道的目的是“爭人”。《管子·正世》中說：“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shù)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這里雖區(qū)分了“王”與“霸”，但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等次關(guān)系。“爭人”需要以利為紐帶，讓百姓獲得切實利益；反之，不考慮民利，一味盤剝，只會引起百姓的逆反。說到利，最重要的是賦役問題。法家明確提出“度量”概念，并用“度量”關(guān)系去分析和說明政治的治亂。韓非子提出“論其稅賦以均貧富”。《正世》篇和韓非子都把“度”“度量”稱為“齊”。所謂“齊”，就是既不能“急”，也不能“緩”，要適中。這與孔子所說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意思基本相同。

　　愛民、利民、惠民、富民，這是儒家和法家都認(rèn)可的主張。法家主張凡事要依法行事、一斷于法，把法作為察言、觀行、考功、任事的準(zhǔn)繩；并從不同方面說明法是固定化的程序，是從個別事物中抽象出來的關(guān)于事物的一般、普遍的規(guī)定，因此又將法稱為事之“常”。同時，法家有很多關(guān)于君主高于法的論述。《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所以從根本上說，法家所謂法治其實是人治；法家所認(rèn)定的是等級法，沒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義。

　　法家論述以人為本，根本目的是“用民”。《管子·法法》中說：“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商君書·算地》說得更直白：“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也就是說，治國者講愛民、利民等不過是手段，目的在于用民。法家是“力”的謳歌者，當(dāng)時是拼“力”的時代。一個國家進(jìn)不能攻、退不能守，即使有賢明君主，也不能不屈服于強國。力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藏于民間。君主用賞罰的目的就在于利用民力。其實孔子倡言道德，也是為了使民，正如他所說的：“惠則足以使人。”在使人這點上，儒法有相通之處。我們今天講以人為本，可以批判吸收法家愛民、利民的思想，但一定要摒棄其中包含的使民、用民的功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