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晉如認為詞便是詞人的有病呻吟。那些千古名作里流瀉出來的傷感、無奈甚至悲苦，因為真摯而深情，體現出深刻的悲劇情懷，因此有了永恒的意義。

　　徐晉如的新書《長相思——與唐宋詞人的十三場約會》（以下簡稱《長相思》）剛剛完稿之時，就有朋友覺得與臺灣女作家琦君的詞人選集《詞人之舟》風格肖似。巧的是，琦君是夏承燾先生的學生，而徐晉如曾從夏翁高足周篤文先生受業，是夏先生的再傳弟子，琦君可算是他的師伯。將《詞人之舟》與《長相思》對照著讀，無疑是極有意思的。兩位作者所選取的詞人，相重合的便有八位，感受與領悟兩本書的同與異，便成為閱讀中極富意味的一段歷程。

　　可以說，《詞人之舟》與《長相思》都不屬于時下所謂的“學術著作”，而是兩卷充滿情味的讀詞感悟，是與生命成長、人格完成密切相關的“學問”。兩位作者選取自己喜愛的詞人與詞，娓娓說來，帶領讀者一起體悟古人細膩幽微的詞心。既是說詞，亦是說詞人，說詞人的人生故事與際遇性情。正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中國詩論向來講究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創作詩詞，工夫在詩外，欣賞理解詩詞，工夫同樣在詩外。琦君與徐晉如都立足于透過詞人的經歷、個性與心境，去用“心”感受他們的作品。又因為作者是在懇切地講述自己的“心”得，在閱讀《詞人之舟》及《長相思》時，讀者不會感到絲毫壓力，就如春夜與故人共品清茗，促膝交心，時時會意一笑。

　　要說好詞與詞人，僅僅會講故事、有誠意，自然又是遠遠不夠的。周汝昌先生在其著作《千秋一寸心》的自序中說：“讀詩說詩，要懂字音字義，要懂格律音節，要懂文化典故，要懂歷史環境，更要懂中華民族的詩性、詩心、詩境、詩音。”一言以蔽之，講中國詩，非得有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不可。琦君與徐晉如二位作者不僅具備扎實的古典修養，有自己的詞學觀，本身亦都是精于創作的詞人，講起詞來便游刃有余，極見功力。琦君解詞，從遣詞造句到布局謀篇，無不體察入微。她賞析秦觀的《浣溪沙》，認為起首“漠漠”二字即予人以不可捉摸的朦朧之感，緊接著“曉陰”“淡煙”“飛花”“絲雨”，是一連串愈來愈朦朧、也愈來愈凄迷的意象。又指出“寫的明明是料峭的春寒，而全詞沒有一個春字，有的偏偏是第二句中一個‘秋’字。這就是作者婉曲的筆觸，也是他凄苦的詞心。”如此細膩入神的體悟，堪稱水磨工夫。她解讀晏幾道的《鷓鴣天》，對整首詞的意脈分析得絲絲入扣，詳細解析了作者苦心經營的時間跳躍之美，指出這首寫別后重逢的詞，“在時間的推前拉回上，用的是非常錯綜靈活的技巧”。這都是真正的詞人之眼才能看見的佳處。同樣的慧心慧眼在徐晉如的《長相思》一書中也隨處可見：“古典詩詞的美，妙處往往難言，有時需要讀者調動眼耳鼻舌身全部的感覺器官，才能深入體悟。像唐詩‘蜻蜓飛上玉搔頭’，其幽微隱約之旨，必得用嗅覺感知。‘小釵橫帶一枝芳’也是這樣。”“試看‘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開筆即已蒼茫正大，綠波無垠，枯荷狼藉，而愁心正如這無垠的綠波，漫無涯際。人與韶光一同憔悴，已是傷心不忍言，就像是書法中的提筆，再加以‘不堪看’三字，譬如書法中的頓筆，一提一頓，自然真氣流行。”這種深諳詞道的內行解讀，不僅能將初入門者引上詩詞鑒賞的正途，讓他們領悟到詞這一文體獨特的藝術美感，也能使具備一定鑒賞和創作基礎的詩詞愛好者更加明了詞之本質，得到更多創作上的啟迪。

　　盡管內容與風格不乏相似之處，《詞人之舟》與《長相思》的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二書的側重點便并不一致。《詞人之舟》重在說詞，《長相思》重在說詞人。琦君講詞人的生平際遇，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寫作背景、動機及情感，重點仍在對具體作品的賞析，而徐晉如在《長相思》一書中試圖展示的，是唐宋詞人們一個個活生生的靈魂。自二書的序中已能看出這種分別。琦君書前《詞的簡介》一文相當于一篇總序，介紹了詞的形成、名詞、體裁以及詞與詩的區別，在講述詞不同于詩的特性時，琦君認為詞比詩婉曲多姿、含蓄蘊藉，這主要是從詞本身的美感特質角度來闡述的。在《長相思》的自序里，徐晉如指出因為詞不像詩一樣，有言志載道的要求，因此詞中體現出的作者性情，往往比詩更能搖蕩人心。而唐宋名家的詞，“動人的不是他們性情的完善，卻正是性情中這樣那樣的缺憾，那些帶有病征的性情，才是真正打動我們的地方”。這里所點明的，既是詞的本質，亦是詞人的生命本質。著名文學評論家藍棣之先生說：“一切文學經典都是有病呻吟”。徐晉如正是認為詞便是詞人的有病呻吟。那些千古名作里流瀉出來的傷感、無奈甚至悲苦，因為真摯而深情，體現出深刻的悲劇情懷，因此有了永恒的意義。

　　正因為有以上區別，《長相思》無疑比《詞人之舟》更富有哲學深度。如果說，琦君在剖析詞的藝術特性及美感上走到了很高的高度，那么徐晉如則在感知探索詞人的生命本質與靈魂層面展現出深刻的思考。在論述蘇東坡時，琦君通過對蘇詞的賞析，認為蘇東坡在文學上達到的最高境界是“真”，同時，在他豁達灑脫的外表下，仍然有著對兄弟、妻子、朋友的無限深情。而徐晉如對蘇東坡的評價恐怕是要讓很多人大跌眼鏡的，他肯定東坡是人格完美無缺、真正中庸的君子，卻認為他并不合適做詩人、詞人，因為他把人生看得太透，太樂天知命，從而缺少悲劇情懷。繆鉞先生曾說中國詩人可分為兩種，一種入而能出，一種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曠，往而不返者纏綿”，莊子和屈原分別是兩種詩人的代表，而屈原這一類詩人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正宗詩人。毫無疑問，徐晉如是將“往而不返”視為真文學的特質的。按此標準，他得出結論，蘇詞真正動人的地方，不在豪邁高曠處，而在沉郁低回處，而他同時又看到，本性“剛而塞”、九死不悔的東坡，生命底色本也是沉郁的、痛苦的，“只是大多數時候，他用莊情釋理，把這一底色掩住了”，因此，“東坡詞境之佳勝，在于他執著地選擇了放棄解脫，‘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一旦放棄解脫，能動搖人心的真文學便由此生發。徐晉如論蘇東坡一章的標題正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有意思的是，琦君論蘇東坡，章節名為《也無風雨也無晴》，盡管琦君承認東坡骨子里是個“最富于感情的人”，卻仍然認為東坡的人生觀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兩相對比，不得不承認，無論是對文學本質的闡述，還是對詞人靈魂的理解，徐晉如無疑都比琦君走得更深更遠。這種差別，恐怕也可以視作《詞人之舟》與《長相思》二書的差異。

　　琦君在《詞人之舟》的書前引用了恩師夏承燾先生的話：“你不一定要做詞人，卻必須培養一顆溫柔敦厚、婉轉細膩的詞心。對人間世相，定能別有會心，另見境界。”如何滋養出一顆別有境界的詞心？竊以為，不妨讀讀《詞人之舟》與《長相思》。在這兩本書里，不僅能讀到唐宋詞名篇的精妙詮釋，且能走進那一顆顆纏綿悱惻的詞心，并被深深打動。若能將二書對照著讀，則當更能有所悟有所得，真正“別有會心、另見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