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倡導“知行合一”。在G20杭州峰會開幕辭中，他指出二十國集團應“知行合一，采取務實行動”。在北京市八一學校考察時，他強調：“教育要注重以人為本、因材施教，注重學用相長、知行合一，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命題，其最早出自宋元之際儒學家金履祥所著《論語集注考證》：“圣賢先覺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覺所以效之。”這是說，先知先覺的圣賢，知而能行，思想與行為一致，是后知后覺之人效法的榜樣。“知行合一”論后由王陽明發揚光大，發展成較完備的哲學體系。古人所謂“知”指道德觀念、思想意念和事物之理，“行”指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知、行”有似今天認識和實踐的關系。

　　作為哲學命題的“知行合一”雖出現較晚，但“知行合一”的思想實貫穿于儒學之始終，只是各家在具體論證時有所偏重。他們都認為知行必須統一，并看作為人為學的根本，否則就談不上“善”。湯一介先生認為：儒家特別關切知行關系是因為儒家崇尚入世，要“明明德”于天下，就不能僅是理念，必須見于事功。《尚書》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左傳》說“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都論及知行難易問題，認為求知重在運用，這說明中華民族自古就是重視踐行的民族。孔子把“言行一致”視為劃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標準。《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即是知行的統一過程。入宋以后，知行關系的探討更加深入，程頤提出知先行后、知難行亦難，朱熹主張“知行相須”“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他們都在不同層面肯定知與行的統一關系，故后人稱程朱理學是“重知的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集知行學說之大成，作為其哲學核心的“知行合一”主要有三層涵義：首先，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一體兩面。王陽明認為“知”和“行”的實現過程互為表里，能夠深入實相的“知”就是“行”，這樣的“知”方不虛妄；能夠明覺精察的“行”就是“知”，這樣的“行”才不盲目。所以知行必須兼顧，不可偏廢。其次，真知必行，不行假知，注重躬行實踐。王陽明指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意思是說，真正的“知”必須付諸實行，沒有“行”的“知”就不是“真知”。“致良知”就是將良知貫徹到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之中，實現知行合一。因此，他常強調在事上磨練、在實學中求知。再次，以知促行，為善去惡，強調自律自覺。王陽明認為“一念發動處便是行”，后人常以此誤解他“銷行歸知”。其實，王陽明并沒有混淆“知”“行”，他視起心動念就是“行”，所以應該對善惡有高度自覺，這是慎獨、自律的極致，對道德修養極有意義。他提倡“知行合一”是希望在道德規范上防微杜漸，因為道德上的知行問題是和認識上的知行問題分不開的。

　　王陽明整合前代知行觀，闡明“行”是“知”的源泉，主張歷事煉心，反對空談，對后世進步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影響深遠。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唯物論角度闡發知行合一，主張“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孫中山結合當時革命需要，提出“知難行易”說，成為從傳統知行觀到科學知行觀的過渡環節。毛澤東同志則進一步把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提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

　　知行合一強調知與行要相互貫通和促進，化知識為德性、化德性為德行，這在今天頗有借鑒意義。倡導“知行合一”，強調的是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根植于中國知行合一的思想沃土中，找到一條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這既是對傳統知行觀的創造性轉化，也是對科學實踐觀的豐富和發展。